我国幅员辽阔，内陆江河纵横，湖泽棋布，数千里海岸线绵延围绕。为了征服江海，造福人类，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创造和发展了造船和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举世闻名，当时的造船技术之高举世公认。其实，中国古代造船业的繁盛，明代并不是起点，据考古发现，目前已知的中国造船史不少于七千年。而从秦汉到明初的千余年时间内，我国造船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春秋战国
舟战推高古代造船技术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较大的诸侯国有力量以武力兼并他国，开拓疆土。据《左传》《国语》记载，楚、吴、越等国地处河流湖泊众多的南方，这些区域经常发生水战，这些诸侯国也大规模制造军舟运用于战争。
当时长江流域各国用于水上攻伐的战船图像，被战国初年的人们绘铸在青铜器上并保留下来。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镶错图像铜壶”和河南汲县发掘出的“水陆攻战铜鉴”，以及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宴乐射猎铜壶”等，都形象逼真地绘画着春秋时期的战船图形，并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激烈的水战场面，嵌错铜壶描绘的两层甲战船，上层载水战士卒，挥戈射箭奋战。下层居划船水手，奋力挥划长桨，向敌船冲击。这是春秋时常见的战船。
自楚康王十一年到楚昭王十二年的66年间，楚国六次派出大批战舰向邻国发动大规模的水上战争，这已充分地显示了他们的造船实力。在楚国与吴国多次水上较量中，楚国胜多败少，表明楚国的战船已具有航速较高、性能较好、结构牢固、战用装置先进以及战斗能力强等优势。他们建造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多种类型。
吴国是一个以舟立国的方国，无论是保卫本土，还是向外开拓地盘，都必须借助大量舟船作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楚吴之间战争不断，吴国也因此大力建造舰船。吴王僚在位时建造的“艅艎”大舰，体形宽大，首尾高耸，是这一时期型制最大的水战指挥舰。阖闾掌政时期，在伍子胥的指导下，吴国也建造出“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战船。
吴国建造战船的技术先进之处，在于他们能根据各种战舰的不同用途，来设计其不同的大小、形制与长宽比例。
吴国勾践在位时，越国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造船工厂和专门从事伐木与造船的工匠。公元前494年，勾践败给夫差以后，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强国大计。他卧薪尝胆，奋发图强，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国家。其间，他深感于越国水师力量薄弱，吸取失败的教训，决心大造战船，加紧训练舟师习流（水军），以实现灭吴复仇的大志。
这一时期，舟师水军已成为流域各大国显示军事实力的重要武装力量。先进的造船技艺首先被用于军舟的建造之中，大型战舰往往被看作具有威慑力量的战略装备。水战的胜败，也往往与各国航运事业的发展状况及其所掌握的造船技术的先进程度有关。
秦汉时期
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朝至汉朝这段时期，我国古代传统的农、医、天、算等四大学科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科学技术的进步，为造船业、航海业的发展和水师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时出现了我国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代的造船，继承和发展了巴蜀地区以及以前各诸侯国家发达的造船业。秦始皇非常重视航运业，统一全国的第二年就开始筑弛道，整治全国各江河水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使水上交通四通八达；为统一和开发岭南地区，花了五年时间开凿了沟通湘江和漓江的人工运河——灵渠，它“深不数尺，广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由此可知秦代已能造载重50吨左右的船舶了。
1974年，考古人员在广州发掘出一处造船工场遗址。其中心有三个平行排的船台和一个木料加工场地。船台与滑道相结合，是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的。木墩与滑板不固定，滑道宽距根据不同需要可宽可窄。
滑板上平置两行承受船体的木墩，共有13对，两两相对排列，高约1米，正好适应在船底进行钻孔、打钉、捻缝等工作需求。这种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已和现代船厂的船台、滑道下水的原理一致。从较大的二号船台推算，该工场可造宽6—8米，长30米，载重50—60吨的木船。
到了汉代，农业发展促进了冶铁、煮盐、丝绸等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水运的需要和水师的强大，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促使造船业随之兴旺起来。《汉书》记载，汉代名将马援曾率领过配备二千余艘船的庞大海上船队。
《太平御览》说，汉武帝时有一种称为“豫章”的大船，船上有宫室。这段记载说明当时有些船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东汉末年刘熙所著《释名》书中也提到，汉代的大船有好几层，第一层称为“庐”，第二层称为“飞庐”，最高的一层称“爵室”。汉代造的船不但体积大，而且种类多，仅战船就有“先登”（冲锋船）、“斥候”（侦察船）、“艨冲”（战舰）、“赤马”（快船）等等。
西汉时期，造船中心就有数十处之多。主要在长安，雒阳（今洛阳东）、巴蜀（今四川）、长沙、洞庭湖一带，庐江郡（今安徽省庐江县一带）、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市），长江口附近的吴（今苏州市）、会稽（今绍兴市），还有福州、番禺（今广州市）等地。
当时已能按照不同需要，造出多种类型的客船、货船和战船。客、货船中有龙舟、酒肪、舸、艇、轻舟之分；战船中更有楼船、斗舰、艨、桥船、戈船、赤马、斥候之別。船舶建造趋于专业化，造船技术进一步提高。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我国的木帆船制造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那种在甲板上建数重楼的大楼船，船体雄伟坚固，能在海上抗风斗浪；帆、舵、锚等船用设备也已齐全。
这个时候出现了能使前侧风平衡的纵帆。这种我国独创的纵帆，性能优良，操作简便。
它的出现，在帆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使帆从只能顺风时使用的辅助地位，变为能适应不同风向，基本取代人力推进的主导地位，为船舶远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唐宋元明
造船水平世界领先
充分而灵巧地利用风力，是我国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正因为有着高超的造船工艺，唐朝时沿海一带造船业发展迅速，有私营的世代造船的船厂，亦有官营的造船厂，技术工人分工细致，所有用料皆有政府部门组织。唐贞观年间，攻打高句丽，李世民派遣了几百艘战舰，数万士兵，这样规模的海战，没有强大的船舶制造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到了宋代，中国海船已能横渡大西洋，开辟了直达东非的航线。《宋书》记载了当时“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盛况。南宋时，仅海关税收即年达200万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可以想象当时航海事业之兴盛。元代，泉州港成为最大的外贸中心，拥有海船多达1万5千多艘。指引船舶进出港口的六胜塔，至今还屹立在泉州海岸。
明代郑和于1405年首次远航“西洋”，比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1489年）早84年，比葡萄牙人达·伽马绕好望角到印度（1497年）早92年，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早87年，比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1519年—1522年）早一百多年。郑和的确是世界大规模航海事业的先驱，他的成功表明，直到15世纪，中国的航海事业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据考古的新发现和古书上的记载，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主要的造船场有南京龙江船场、淮南清江船场、山东北清河船场等，它们规模都很大。如龙江船场年产就超过200艘，它还以建造大型海船而著称。1957年在南京宝船场遗址出土一个全长11米以上的巨型舵杆，令人叹为观止。再如清江船场，有总部四处，分部82处，工匠3000多人，规模也甚为可观。
明朝造船工场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还有木材、桐漆、麻类等的堆放仓库。当时造船材料的验收，以及船只的修造和交付等，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正是有了这样雄厚的造船业基础，才会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壮举。
从公元1405年开始，郑和第一次奉命出海，首次出去带领的船队规模就达到了200余艘，这些船根据规模、作用和载重的不同分为五种类型，其中最大的船只被称为“宝船”，长度为151米，宽度为60米，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承载的重量高达800吨，能够同时容纳上千人，而这种“宝船”在船队中就有60多艘，占到了三成以上的比例，此外船队中还有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在船队中承担着不同的作用。
光是有庞大的船队还不足以在变化多测的海上航行，精确的航线和航海技术是船队必需的。郑和船队掌握了天文定位和罗盘技术，这在当时称为“牵星术”，能够非常精准的定位船队的航行方位，也被认为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航行水平，郑和的船队出海到达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周边的很多岛屿，甚至有人推测美洲大陆也是明朝的船队最先发现的，直到现在东南亚的科伦坡博物馆还保管着当年明朝船队在这里拜访时，留下的纪念碑刻等大量物证。